1970年代，波蘭正經歷多場社會運動及抗爭，多名波蘭導演用鏡頭去描述當時的現實狀況社會衝突困境，電影評論家富克謝維奇（Fuksiewicz）曾說「波蘭電影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揭露出波蘭社會的混亂和道德行為的實際面貌，然後找出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以便更好地建設波蘭」。波蘭的導演們對政體的質疑，使他們對歷史、道理真理在電影上進行了探問，以此出現了「道德焦慮」的電影運動。
也許在今天的香港，《踏血尋梅》、《一念無明》、《藍天白雲》就是香港的「道德焦慮」電影。從來犯法者被判罪似乎是天經地義，以直接暴力解決自身困局，旁人道德審判一目了然。但這些電影的故事嘗試重溯犯法者的前因後果，層層壓力推進殺人者的爆發，讓觀眾直面法律判決的虛無中，所謂「罪犯」是在怎樣的環境體制下思想被壓縮以致最後的爆發，令觀眾對法律/道德判決產生疑惑。
我們都越不出那種非此即彼的道德問題，都沒有追問殺人者背後所面對的層層結構暴力，《踏血尋梅》中丁子聰與王佳梅的空虛孤寂、《一念無明》中阿東物質和精神各方面的壓迫、《藍天白雲》中connie的被排斥，家庭暴力。
雖不至於要大家立刻認為犯法/殺人是對，但很多時這些電影最後都只落得觀眾同情的局面，大家還是會認為犯法就錯誤，道德上就敗壞。大概是因我們拜服於法律/道德的至高無上性，從沒有追問法律/道德是否會犯錯。社會只懂得解決有問題的人，但從不會去解決問題的問題，正如尼采謂「價值的價值」從何而來，法律/道德不是固有永在，但我們總是自願活在它們的統治之下。
語言總是偏見，我們太懂得標籤，「邊青」「精神病人」「失敗者」「阿差」太多太多，不斷希望自己符合大眾，不被標籤/排斥，但最後我們還是在幻覺之中互相嘲笑，互相質疑，互相殘殺。